首先股票配资排排，我们需要排除基因因素的影响！换句话说，秦国能够连续七代出现杰出人物，绝对不是因为嬴氏的基因好。若从基因角度考虑，其他六国的基因并不比秦国强：
- 燕国：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非常密切，且建立国家的历史早于秦国数百年。
- 齐国：姜氏齐国，姜子牙的后代，这样的基因能差得了吗？后来的田氏齐国，祖先更是帝舜，根正苗红。
- 楚国：熊氏，祖先为颛顼高阳，且楚国的建立比秦国要早几百年。在秦国建立时，楚国已经是强国。
展开剩余81%- 韩、赵、魏三国：这三个国家都源于晋国，赵国与秦国拥有共同的祖先，而韩魏两国也有远亲关系。
因此，秦国连续七代明君的成就与基因毫无关系，毕竟各国的祖先并没有明显的基因优势。秦国之所以能够连续产生七代明君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，从秦孝公开始，秦国实施了“商君之法”，并且深刻推行法治，使得秦国的政治体制不断推动国王的优秀与出色。这种政治体制的延续和变化，最终让秦国的王朝在出类拔萃的国君的领导下不断强盛。
可以说，只要秦国的体制得以延续，无论是嬴驷、嬴稷、嬴荡、嬴异人还是嬴政，秦国的国君都会是杰出的领袖。因为从秦孝公开始，到始皇帝之前，秦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不可能出现昏庸的君主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切都源于秦孝公的一纸《求贤令》。
当秦孝公继位时，秦国面临的局面非常严峻。尽管它的周边有六个强国（燕、韩、魏、齐、楚、赵），即便是曾经风光的卫国、宋国、鲁国这些衰弱的旧贵族诸侯国，也视秦国为蛮夷之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些国家眼里，秦国并不是正宗的华夏族群。秦国本来是一个晚建的国家，之前一直与西戎部落交流，血统上早已与纯正的华夏人种有所混杂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战国之前，秦国长期被晋国压制，连河西地区也被晋国霸占。每次秦国试图东进，都会被晋国狠狠击败。
在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后，秦国本以为可以稍作喘息，然而魏国的强势再次让秦国遭遇了长时间的压迫。秦孝公的父亲也在一次力战中死于魏国之手。国内方面，秦国的局势几乎走向崩溃。贵族掌控了大量资源和土地，宗室几乎没有任何收入。即便有战争，贵族的军队总是坐享其成，宗室军队不得不冲锋陷阵，战争胜利时，贵族先分得战利品和土地，失败时，宗室背锅。整个秦国的政治体制已是进退两难，无法自救。
面对这种困局，秦孝公深知，如果不进行改革，秦国必将陷入被魏国死死锁住在函谷关的境地，甚至可能被内部的贵族推翻。于是，他毅然决定推行变革，发布《求贤令》，诚招天下能人。
而就在此时，魏国的改革正如火如荼。魏国经过“李悝变法”，已取得一定的成就，且兵强马壮，早期的魏国人才济济。而楚国也经历了吴起变法，紧随魏国之后。齐国则借着田氏政权的变革，培养了大量人才。韩国也经历了申不害变法，一时风头无两。尽管秦国心生羡慕，但其在士人心目中的恶劣形象，使得《求贤令》初时并未掀起多大波澜。
在魏国，随着人才众多，反而出现了内部激烈的争斗。吴起被赶走，孙膑成了残疾，公孙衍遭到猜忌等。正是在这种权力纷争中，魏国的贵族公叔痤发现了一个有潜力的门客——卫鞅。卫鞅，原是卫国的没落贵族，目睹了魏国的变法，他暗中吸取了各种变革经验，静心观察。
公叔痤临终时，向魏王推荐卫鞅，但魏王并未看好他。最终，公叔痤死前坚持要魏王用卫鞅，否则就杀掉他。卫鞅最终逃脱，得知秦国发布《求贤令》，便带着行李前往秦国。这对秦孝公来说正是天赐良机，而卫鞅也终于找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。两人合作开启了大刀阔斧的变革。
卫鞅依据自己在魏国积累的经验，为秦国设计了一套富国强兵的战略，秦孝公完全采纳了这些建议。商君之法的实施打破了秦国的旧有体制，彻底挑战了贵族的利益。在这种改革下，秦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即便是出身低微的奴隶，只要在战争中立功，便可以晋升为贵族。与此同时，秦国的贵族如果三代没有显著功绩，就会被剥夺爵位。这样的激励机制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。
经过一系列改革，秦国迅速崛起，并在秦孝公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改革后的秦国逐渐强盛，卫鞅的影响力也达到了巅峰。他被赐封为商君，并开始大规模扩展秦国的领土。虽然秦孝公短命早逝，但商鞅的改革留下了深远影响。随着秦孝公的去世，商鞅因得罪贵族而遭遇反噬，被车裂致死。然而，秦国在新君的领导下继续沿用商君之法，最终在秦惠文王的领导下完成统一天下的伟大事业。
商君之法使得秦国脱颖而出，成为战国后期最为强大的国家。而秦国的连绵不绝的明君和改革成就，与法家思想密不可分。法家思想强调奖惩分明，确保有才之人可以得到任用，无论其出身如何。这一体制的持续推动，保证了秦国政权的稳定与强盛，也最终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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